6月初，黄酒集团召开的一场干部大会，再次将古越龙山推到了“风口浪尖”。

原黄酒董事长钱肖华卸任一应职务，任绍兴市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孙爱保接任黄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总经理。据公开资料显示，孙爱保为浙江绍兴人，历任绍兴市委副秘书长，绍兴市级部门正局级领导职务。

而就在5月底，古越龙山刚发布公告拟引入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盈家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战略者。频繁的人事变动，加上业外资本运作真的能为古老的黄酒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吗?

资本带来的零和游戏

值得关注的是，自去年底至今的半年内，古越龙山已三次进行高管变动。

先是2019年12月24日，上任不到一年的总经理柏宏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职务。

接着今年2月18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娟英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同时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周娟英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对于两位高管的相继离职，古越龙山方面表示，柏宏是正常人事调动，而周娟英的离职则是因为到了退休年龄。

但让人意外的是，在周娟英卸任不到4个月后的今天，黄酒集团直接换帅。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古越龙山连续换人，背后是资本的话语权所致，也是博弈的体现。

2019年12月17日，古越龙山发布公告称，浙江省绍兴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绍兴黄酒集团45.9%股权无偿划转给绍兴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该公司通过绍兴黄酒集团间接控制古越龙山41.39%股权，成为古越龙山的间接控股股东。

关于此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的变动，古越龙山方面表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但一个周后，柏宏离职。

2020年5月26日，古越龙山又发布公告，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引入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盈家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战略投资者。投资项目为此前已披露的黄酒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发行完成后，两家战略投资者将出资10.95亿元，合计持有公司16.09%的股权。10天后，钱肖华离职。

“古越龙山近期一直在做股权变更，新的资本也在进入。从有利于发展的角度看，要形成一种声音，一个步调，有一定的难度。”观峰咨询首席战略专家杨永华在接受《华夏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连续换帅基于资本，就可能会偏离经营，也可能进入“外行”管“内行”的资本跨界魔咒，为以后的发展埋下“隐患”。

在杨永华看来，资本跨界一定要能够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避免“水土不服”导致“内耗”。他表示，黄酒这些年不能取得发展瓶颈的突破，可以说是“成也资本，败也资本”。

成也资本是说黄酒的发展确实需要资本助力，败也资本是说资本的力量是要通过专业能力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资本只有建立在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价值。而事实上，大多数资本跨界的失败，都是因为“有钱没有能力”。

从0到1，难在哪?

据统计，2016到2018年间，黄酒行业规模逐年萎缩，规上企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从198.23亿元下降至167.45亿元，降幅15.53%。2019年1—12月，纳入到国家统计局范畴的规模以上黄酒生产企业110家，规模以上黄酒企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173.27亿元。虽然行业规模较2018年提升3.48%，但规上企业数量在2019年仍然呈下降趋势。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黄酒行业受到重创，营收盈利双双大幅下滑。其中，古越龙山、会稽山以及金枫酒业三家黄酒企业总营收7.6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5.75%;实现归母净利0.7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5.53%。

尽管如此，近些年，黄酒企业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

去年，绍兴举行振兴黄酒产业发展论坛，绍兴市黄酒行业协会和江南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出“振兴绍兴黄酒十加行动”，助推打造中国黄酒之都。

据新华财经研报分析，2019年，三家龙头黄酒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合计29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的开拓不断加码。特别是疫情影响下的2020年第一季度，上市酒企步调一致，研发费用只增不降。

除了在科研上下功夫，妙府老酒还通过《华夏酒报》新华社现场云直播平台向消费者普及黄酒四千年酿和三千年“古遗六法”的传承工艺。在讲好北方黄酒的故事后，也积极走进青岛市长带货的直播间，打call青岛制造。

对于黄酒行业来说，振兴已“望洋兴叹”太多年。制约黄酒产业向上发展的因素同样也很“明显”。

首先，南北方差异较大。“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酒类，黄酒遍布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等多个省份。但对北方消费者来说，还是以饮用白酒为主，黄酒更多的被当成调料，约定俗成的习惯要改变很难。”和君咨询集团合伙人、酒水事业部主任李振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黄酒龙头企业没有做好品类领导作用和足够的消费者培育，大部分的黄酒企业走出大本营,都在走高端化的路线，售价相对昂贵。

“比如我们在浙江，在绍兴喝个20块钱左右的黄酒还是不错的。但是你到北方，这个价位段的黄酒好像基本见不到。”李振江表示，黄酒饮酒后并不能像白酒那样带来微醺的兴奋感，地域参与和行为习惯致使黄酒的接受度远不如白酒高。

其次，黄酒行业中小企业众多，导致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普遍，产品同质化严重。由此带来的行业品类创新、产品创新，创新乏善可陈，尤其是在饮用性、时尚性以及消费者培育上亟待完善。

“黄酒企业领导层的年纪相对都比较‘老’，可能也是行业发展缺乏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业内人士指出，黄酒头部企业中，高管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此外，黄酒的经销商规模、力量也相对薄弱，因为产业规模较小，不仅很难吸引到大商，并且商也很难做大。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天的黄酒行业节奏被迫打乱、业绩承压，但机会也孕育其中，行业调整恰逢其时。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分析，虽然黄酒的全国化进程是大势所趋，但主战场必须死守，把握住强势区域的“后浪”，稳固传统“黄酒”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思考洋气又不失传统，潮流又不失格调的品牌建设，提纲挈领地创新发展势在必行。